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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公司相关的纠纷,成为最常见的商事争端之一。对公司纠纷诉讼与仲裁进行实务统计和研究,为公司风险控制、公司法务管理、日常经营等提供实践依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前言

本研究报告收集、整理并分析自2001年1月至2017年1月公开渠道能够查询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之裁判文书共67540份,分门别类的提出有针对性、实用性的法律建议。

本研究报告仅研究法定案由“公司纠纷”,不涉及公司合同、劳动争议等相关领域的诉讼与仲裁。

张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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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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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一、2001年至2017年1月公开裁判文书统计……………………1

依据案由分类统计………………………………………………1

依据法院层级分类统计…………………………………………1

依据地域分类统计………………………………………………2

依据裁判年份分类统计…………………………………………3

依据审判程序分类统计…………………………………………4

依据文书类型分类统计…………………………………………4

二、公司纠纷总体发展趋势分析……………………………………4

总体发展趋势概要………………………………………………4

公司纠纷分布类别………………………………………………6

公司纠纷主要难点………………………………………………11

公司纠纷主要根源………………………………………………13

三、公司纠纷主要裁判规则摘要……………………………………15

股权转让纠纷……………………………………………………15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19

股东出资纠纷……………………………………………………21

股东知情权纠纷…………………………………………………23

公司决议纠纷……………………………………………………24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责任纠纷…………………………………26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28

公司破产、解散与清算纠纷……………………………………31

四、公司纠纷诉讼(仲裁)法务管理建议……………………33

公司纠纷诉讼高效化管理建议…………………………………33

公司纠纷诉讼精细化管理建议…………………………………34

公司纠纷诉讼专业化管理建议…………………………………36

 

 

 

一、2001年至20171月公司纠纷公开裁判文书统计

(一)依据案由分类统计

截止2017年1月16日,全国公开 “与公司相关的纠纷”案由下裁判文书(下文“文书”均指公司纠纷案由下的裁判文书)总数67540份,其中:股权转让纠纷30097份,股东资格确认纠纷8640份,股东知情权纠纷3685份,公司决议纠纷3124份,股东出资纠纷2802份,公司解散纠纷2745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2435份,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2171份,公司盈余分配纠纷1731份,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1106份,清算责任纠纷981份,公司证照返还纠纷936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874份,股东名册记载纠纷394份,申请公司清算357份,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320份,公司增资纠纷269份,公司设立纠纷219份,发起人责任纠纷124份,公司合并纠纷65份,公司减资纠纷41份,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37份,公司分立纠纷30份,新增资本认购纠纷5份。

(二)依据法院层级分类统计

据统计,公司纠纷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公司纠纷数量较少,已公开裁判文书中:基层人民法院39590件,中级人民法院22367件,高级人民法院4683件,最高人民法院900件。需要注意的是,中级人民法院所裁判的案件中,绝大部分系一方当事人对基层人民法院的

 

裁判不服提起的上诉案件,据不完全统计,该类情况占中级人民法院所裁判案件的82.5%以上;最高人民法院所裁判的案件中,绝大部分系一方当事人不服一审及二审裁判所提起的再审(申诉)案件,据不完全统计,该情形占最高人民法院所裁判案件的95%以上。

(三)依据地域分类统计

与前述相同,已公开公司纠纷裁判文书中,最高人民法院900份。北京市法院系统共2878份,其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1127份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首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372份居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首位。 

浙江省法院系统共8406份,居全国法院之首,其中,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858份居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之首,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456份位居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次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1178份位列第三。

江苏省法院系统共7373份,居全国法院次席,其中,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523份居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之首,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310份位居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次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676份位列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第三。

广东省法院系统共6168份,位列全国法院第三,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44份位居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首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207份位居次席,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531份位列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第三。

上海市法院系统共4494份,排在全国法院系统第四,其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814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578份。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2814份与整个北京市法院系统公开的2878份相差数额不大。

四川省法院系统共3934份,排在全国法院系统第五,其中,成都市中级人法院1752份居四川省中级人民法院之首,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49份位居次席,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2份位列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各中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数量分布悬殊巨大,而且集中度非常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1752份占比将近一半,其他中级法院却均在300份以下,从一个维度反映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悬殊。

山东省法院系统共3617份,排在全国法院系统第六,其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608份位居首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499份位居次席。总体来看,山东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文书数量悬殊不明显。

以上是公开文书数量超过2800份的省市,其余各省市的情况为:湖北省2720份,安徽省2617份,河南省2361份,湖南省2345份,福建省2226份,重庆市2068份,陕西省1786份,广西壮族自治区1762份,河北省1705份,吉林省1206份,辽宁省1124份,天津市977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48份,云南省818份,山西省788份,甘肃省693份,江西省607份,贵州省501份,宁夏回族自治区455份,海南省340份,青海省335份。需要注意的是,排名最后几位的省份,其文书数量甚至少于部分省市基础人民法院公开的文书数量。

(四)依据裁判年份分类统计

根据公开数据,全国公开公司纠纷裁判文书中:2016年22234份,2015年14331份,2014年17364份,2013年3920份,2012年1076份,2011年711份,2010年737份,2009年506份,2008年112份,2007年51份,2006年14份,2005年13份,2004年12份,2003年2份,2002年8份,2001年1份。需要注意的是,该组数据的变化基本上显示了司法公开逐年进步的趋势。

(五)依据审判程序分类统计

已公开的公司纠纷裁判文书中,一审裁判文书42169份,二审裁判文书20544份,再审裁判文书1479份,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文书2732份,其他文书616份。

(六)依据文书类型分类统计

已公开的公司纠纷裁判文书中,判决书32091份,裁定书27702份,调解书20份,决定书8份,通知书6份。需要说明的是,调解书因其性质决定“不宜公开”,因而已公开的数量并不能说明调解结案数量及调解率,初步估计,实践中调解书的数量应大于裁定书数量。另外,通知书的数量应远大于已公开的数量。

 

二、公司纠纷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一)公司纠纷总体趋势概要

按年份统计裁判文书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8年之间,公司纠纷已公开裁判文书数量远低于500份/年;2009年至2011年之间,公司纠纷已公开裁判文书数量在每年500份到800份之间;2012年到2013年,已公开裁判文书数量每年大于1000份小于4000份;2014年始,已公开年度裁判文书数量超过10000份;2016年公开年度裁判文书数量超过20000份。剔除“司法公开”政策推进时间点等要素,得出“公司纠纷案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逐年增加”这样的结论是可靠的。其中,2015年的数量比2014年小,恰好与2015年经济走势回落相吻合。

按案由分类统计的结果显示,诸如“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清算责任纠纷”之类此前诉讼实践中比较罕见的案件类型出现,一方面表明公司及股东参与商事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表明公司及股东的法律意识及利用法律维权的意识越来越浓。同时,与股东权益最密切关联的股权转让及相关纠纷持续“高发”,始终占据全部公司纠纷案件近50%的比例。

从诉讼参加人及相关情形分析可知,律师参与公司纠纷的程度和范围越来越广。据不完全统计,92%以上公司纠纷案件一方或双方聘请了律师代理诉讼。律师参与诉讼更大程度上保证了诉讼的专业化水平和审判的公正性。

对裁判文书所记载的案情抽样分析发现,伴随资本市场活跃状态,股权投资、证券市场等商事行为引发的纠纷不断涌现,且逐步向高新技术行业及TMT领域“渗透”。另外,围绕投资和融资之诈骗行为引发的公司领域的“刑民交叉”问题越来越多;公司财产与个人(股东)财产混同情形时有发生,并伴随着股东将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引发的财产返还、公司证照返还等民事案件以及职务侵占等刑事案件;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开始出现并大量存在因隐名股东(股权代持)、公司并购或上市、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引发的争端;“对赌协议”纠纷等“新型”案件出现,引起了法律界和投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由此而引申出来的有关投资领域资本退出机制讨论,成为热点话题;随着经济走势下滑,破产清算及公司解散相关的纠纷数量有所增加。再者,因为部分工商代办机构的工作态度问题或文件质量问题,引发的工商登记文件与实体交易文件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纠纷不断涌现,而法院在考察二者时常常采取两分法,基本上严格区分其各自的形式和效力。还有一个比较突出且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是:在外商投资审批准入时代的外商投资协议(含当时签署至今有效的合同)中,行政机关的审判程序和投资协议效力及履行问题之间的交互与冲突一时间成为审判机关无法破解的难题。

从裁判结果本身的公正性考察,非法律因素对案件审判结果的干预或“操纵”程度越来越小,当然,也出现了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干预山西富商张新明和吕中楼公司股权纠纷这样与法治进程背道而驰的情形。可以预期的是,诸如奚晓明之子奚嘉诚与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之间勾兑以及通过此类方式招揽客户的律师业务将逐渐减少甚至杜绝。

(二)公司纠纷分布类别分析

1、如前所述及(图一)所示,依公司纠纷案由类别统计,股权转让纠纷占比48%,几乎占了全部公司纠纷的一半;其次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占比14%。

 

 

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存在并运行,除了其经营管理方面引发的合同纠纷等“涉及公司外部”的案件外,于公司内部纠纷,主要是因公司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而引发,比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等。而股权转让纠纷却同时牵涉“公司内外”,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时,无需考虑优先购买权的问题;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需要首先考虑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虽审判实践中已经不再将优先购买权作为否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因素对待,但是,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以及保护公司人合性特质的原则始终存在。

从诉讼实务中各方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较的角度出发,损害股东利益纠纷、公司解散纠纷、公司决议纠纷、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等几类案件中当事人对立情绪最突出;而股东知情权纠纷中,当事人(原告)往往将该案作为获取公司财物数据等信息的手段,为之后的诉讼程序或谈判程序做准备,系策略性配套手段;公司决议纠纷与公司知情权纠纷具有类似“功能”,提起诉讼的一方往往是希望将裁判机构作出的否定或肯定股东会决议的生效文书作为后续诉讼的基础或手段之一。

2、从公司纠纷地域分布统计结果(如图二)来看,公司纠纷与当地经济水平及商事活动频率成正相关趋势,唯有北京市的数据比较特殊,其4%的占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比重不完全匹配,一方面可能是文书公开时数据差异所致,另一方面可能是北京地区公司纠纷争议解决多样化的结果。与各省市GDP总量比重成正相关,浙江、江苏和广东排名前三甲,唯有山东6%的比重与其GDP总量比重不完全匹配。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江苏、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北京、湖北8省市公司纠纷公开文书数量占全国的61%,而其他20余省市公开文书总数占比仅39%。

 

   当然,就地域统计结果而言,还需要考虑当事人约定的纠纷管辖地问题对裁判文书数量的影响,以及仲裁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相当部分的公司纠纷通过仲裁程序解决,而其他地区则受仲裁因素的影响较小。

3、从公司纠纷已公开裁判文书所源审判程序统计分析(如图三),一审程序占比63%,二审程序占比30%,该两程序共计占比93%,再审程序2%,再审审查及审判监督程序4%,其他程序1%。这个统计结果基本上客观的反映了当事人对于各级法院审判结果提出质疑的频次比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外,实务中,其他审判程序对案件的实质性问题进行审查的并不多见,改判率非常低。

 

4、从审判机关层级方面考察,基层人民法院公开文书占比59%,中级人民法院占比33%,高级人民法院占比7%,最高人民法院占比1%。这个比例基本上与实务中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的案件数量比例吻合。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处理的案件绝大部分属于再审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绝大部分系上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改判率极低,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率也非常低;相对而言,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比例稍高。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文书中,相当比例的文书系裁定准予撤回再审申请,这与当事人的诉讼预期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实践中对当事人的调解与说服工作直接相关。

 

(三)公司纠纷主要难点分析

1、派生诉讼

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诉讼分为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直接诉讼时股东基于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提起的诉讼;派生诉讼又称代表诉讼,是股东代表公司对公司遭受损害所提起的诉讼。相比而言,直接诉讼更为容易,派生诉讼因其复杂的前置程序以及并不明确的适用范围而实操性不强,当事人启动派生诉讼程序步履维艰,法院审理派生诉讼也倍感棘手。

2、公司僵局之司法解散制度

司法解散是公司法规定的一项强制解散制度,是指司法机关依据适格主体的请求依法裁决解散公司的程序。公司内部一般矛盾之解决,法院尊重公司自由意志,不强加干预;但公司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出现公司僵局时,为平衡各方利益,适格主体可请求法院颁发解散令以终结公司。实务中,依据何种标准判断及如何判断公司内部矛盾达到无法自力解决的程度,成为审判实践中最难解决又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3、揭开公司面纱

公司法修改时确定了以揭开公司面纱为主要内容的法人人格否定制度,旨在特定情况下突破公司赖以存在的“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务中,如何把握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适用范围及程度,如何判断是否穷尽了其他手段仍不足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如何防止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已经成为该类诉讼当事人和审判机关共同面对的难点。

4、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冲突

公司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主体,基于自我发展权利和组织体系制定制度,拥有自主管理和约束的自治权。法院在对公司事务虽拥有审判权,但是由于公司法对司法与公司自治在范畴与程度上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司法在在介入公司事务审理时,很难准备把控最精确的介入程度。

5、公司纠纷调解难度大

公司诉讼案所涉及到的主体较多,同时涉及的利益纠葛复杂,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由于利益之间的冲突,使得各方之间形成博弈的局面,很难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6、案件管辖易冲突

 公司纠纷中的法律关系通常较复杂,同时可能涉及众多主体,甚至出现部分案件缺乏明确的财产标的,这就容易引发多个法院管辖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以及被告为了拖延诉讼时间,对管辖权重复提出异议,甚至出现反复性的上诉管辖权异议,这样就严重的影响案件的审理进度,阻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甚至浪费司法资源,给纠纷的处理化解造成障碍。

7、诉状所列案由不规范

由于公司纠纷的专业性非常强,普通当事人甚至无法准确选择适格的案由,甚至,部分律师也出现了用错公司纠纷案由的情形。实务中,法院审理时会考察案由正确与否,但是,因为错列案由导致审理方向或思路错误的情形时有出现。

(四)公司纠纷主要根源分析

1、内部根源

管理者之间因决策权(控制权)问题引发的纠纷。这是最常见的公司纠纷根源,决策权或控制权背后隐藏的是管理者对公司经营模式、发展方向、利润分配等问题的决定权,一旦出现分歧,纠纷几乎不可避免。

股东之间利润分配问题引发的纠纷。实务中,公司盈余分配问题并不多见,主要问题出现在公司被并购或上市前,股东之间对各自的退出权益及溢价部分的分配问题出现矛盾时,产生纠纷。

股东知情权问题引发的纠纷。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股东并不一定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因而对公司状态及信息的了解局限明显。公司规范的做法是定期召开会议汇报相关情况。但是,实务中,尤其是中小企业,因公司经营者拒绝披露或隐瞒公司经营情况而引发的知情权纠纷十分常见。

股权比例及相关问题引发的纠纷。此类纠纷包括股东资格确认尤其是隐名股东及相关问题,也包括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后引发的相关问题,还包括登记比例与实际约定比例不一致而引发的问题。当然,还包括投融资领域因增资扩股等股权投资行为引发的股权比例之争。

2、外部根源

经济走势及波动间接影响公司纠纷的高发与回落。经济回暖,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将减少因经营危机及财务危机引发公司纠纷的可能性;相反,经济滑落此类可能性增加。

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和诚信环境对公司纠纷具有重要影响。虽然不能推定每一起纠纷都必要存在违约方,但是,实践中,绝大部分纠纷因违约甚至违法行为而起。良好的法治和诚信环境利于提倡和培养商事主体主动讲诚信、守法制,以减少纠纷的发生。

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提出质疑或诉讼。这是公司纠纷的直接根源之一。但是,基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对股东保护,债权人只有在有限的几种情况下可以提起此类诉讼。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引发的纠纷。这是目前占比最大的公司纠纷根源之一。转让股权的过程中,或者因为公司估值或公司价值误差原因,或者因为协议约定歧义或同等原因,或者因为一方或多方违约或毁约等原因,或者因为相关义务主体履行能力不够或缺失等原因,产生公司股权纠纷及相关纠纷。

涉及外商投资以及其他限制准入行业的行政审批程序,是引发公司纠纷的另一个外部根源。在限制准入行业,投融双方签署投资协议时,均无法绝对准确预计相关行政审批或备案完成的时间点,也无法完全避免审批或备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协议履行过程中,因行政机关审批时间延后等因素导致协议无法按期履行,甚至因未通过审批而导致协议无法履行,矛盾随之而来。

 

三、公司纠纷主要裁判规则摘要

(一)股权转让纠纷

1、恶意串通进行股权转让的行为应被确认为无效。

股权自由转让应以不侵害他人权益为前提,若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进行股权转让,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他人利益,该股权转让行为应被确认为无效。判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进行股权转让需要考察如下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股权转让是否实际支付对价,若被告不能提供股权转让款支付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了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应认定并未实际支付;第二,要考察转让方是否存在逃避债务等真实目的。第三,股权转让是否系被告恶意所为,若受让方知晓并配合转让方为逃避债务等恶意而转移股权,则认定为具有恶意串通行为,实践中,恶意串通转移股权多发生在亲属和近密的朋友之间。(盐城市建湖县人民法院,陈玉胜)

2、股权转让“阴阳合同”的效力认定。

合同领域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针对同一事项签订两份或多份实质性内容不同的合同时,应当以哪一份合同为准?一般要看哪份合同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时,需要综合考察签约背景、谈判过程、交易实质、履行情况等。实践中,股权转让交易存在着当事人之间签署合同后,由于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格式要求会签署另一份合同进行变更登记,两份合同以哪份为准?法院一般不会将工商登记备案的合同版本作为最终依据。(长沙市宁乡县人民法院,刘青青)

3、股权转让中变更工商登记的主体问题。

原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受让方主要合同义务就是支付转让价款,转让方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保证交付股权及受让方取得受让的股权,具体又分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义务:对内应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对外应进行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另外,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股权转让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可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后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不仅是转让股权的股东之约定义务也是其法定义务。(沁阳市人民法院,李巍巍)

4、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通知规则。

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部分法院以法院确认合同解除之日为合同解除的时间,部分法院以被告收到请求解除合同的起诉状的日期认定为合同解除的时间,还有观点认为,解除通知送达被通知人之日为合同解除之日。合同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96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仲裁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从合同法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解除权作为形成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解除权人以通知方式行使解除权时,合同自通知到达相对人时解除;即使相对人提出异议,并进而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但只要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合同解除的生效判决或裁决,则合同解除的时间也应理解为通知到达相对人之时。解除通知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提起诉讼是解除权人意思表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诉前未经通知程序而行使解除权的场合,如果合同解除最终被认定为有效,则在有解除请求权的起诉状送达被告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因此起诉状就是解除权行使的通知,且已到达了对方,符合解除通知的条件,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龚晓娓)

5、出资不变原则在确定股权对价中的运用以及价格约定不明时股权对价的确定。

出资不变原则是指公司成立后,除增资扩股或公司回购股份等情形外,注册资本恒定不变。实践中,存在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混同的情形,如何确定股权的对价?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无论是内部转让还是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转让,除不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外,主要需依据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对价的约定。如双方对股权对价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在诉讼中又不能达成一致时,应首先考虑司法鉴定,如未能进入鉴定程序,则应当基于公司净资产判断股权价值,注册资本只能作为参考。当转让方恶意掏空公司导致公司价值贬损时,应当认定违反了出资不变原则,赋予受让方合同解除权。(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管弦)

6、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退出价格条款效力及运用。

公司章程具有公司宪法的地位,合法的公司章程对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章程的条款可以与公司法的规定不同,只要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就应优先适用公司章程的规定。任何投资人在受让或收购他人的股权前,应当认真了解该公司已有的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章程对股东退股时股权价格进行约定,如无证据足以推翻公司章程的合法性,各股东均应遵守章程关于退股价格的规定。(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李云飞)

7、股权转让协议登记备案与股东资格确认问题。

经过工商登记备案的文件,就公司外部状态而言,这些文件都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但股权转让纠纷需要探寻的是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公司内部争议。而工商登记仅具有外部的公示效力,其对公司内部争议的处理不具有推定约束力。如果经工商登记的文件存在造假或冒名等情形,法院不能依据该等文件确定股东资格。(松江区人民法院,李琛)

8、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

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并非当然无效。首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无效。公司法第72条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而是为了保障股权转让顺利进行的程序性设计,违反该条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只要其他股东不主张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合同就能生效并得到履行,此类股份转让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绝对无效的情形。其次,公司法第72条的立法意图是为了既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也保证公司股东股权的可流通性,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优先权股东只主张合同无效而不主张优先购买的请求,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最后,如果已经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并且已经过一定期间对外产生公示及对抗的效力,从维护交易安全鼓励投资维护公司稳定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出发,也不宜支持无效主张。(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郭柏奎)

(二)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1、公司内部及股东之间关于资格的约定能否对抗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

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应结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综合判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决策等多种因素综合审查确定。公司工商备案材料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在处理公司股东与善意第三人之间因股权转让等行为而产生的纠纷时,通常情况下应以工商备案的材料为准,以有效保护工商登记材料的公示效力和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但工商备案登记材料不应成为认定股东资格及股东权利义务的充分条件,公司内部公司股东内部之间,就相互之间股权转让而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以公司股东之间实际签署的章程为准。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遇到大量内容虚假、签名不实的工商登记材料,这些都成为目前公司诉讼的重要起因,法院在认定股东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往往会遇到极大困难。(海淀区人民法院,王哲)

2、隐名股东凭实际出资确定股东资格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投资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名义股东违背了投资协议的约定,损害了实际投资人投资收益的利益,法院应该给予实际投资人主张权利应有的支持。而对于实际出资人要求享有的知情权、对公司内部治理的表决权等,则应进行充分区分。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是其进行商业判断和考量后作出的理性选择,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允许实际出资人通过诉讼救济权利,只是非常态的制度安排。若其他股东只能接受实际出资人以隐名的方式存在,且该出资人无证据证明其行使某些股东权利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司法机关一律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话,就是侵害了其他股东的意思自治。因为实际出资人当初选择了隐名,则其势必应该承受因隐名可能导致的丧失部分股东权利的后果。故在本案的处理中,法院更倾向于保护其他股东的意思自治,以维护公司内部正常的管理秩序。(南长区人民法院,周优育)

(三)股东出资纠纷

1、对赌协议纠纷的裁判规则:(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041号民事判决书。

“对赌协议”是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mism(VAM)的通俗叫法,准确翻译应是“估值调整机制”,系指投资方与融资方或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共同设定企业未来一定时间内的业绩目标,并以该段时间内企业的实际经营业绩来调整企业的估值和双方的股权比例。如何寻求意思自治与公平正义的平衡是判断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的核心,也是审理此类案件的关键。对赌协议作为一种无名合同,应受《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约束,判断对赌协议应否撤销的关键是其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目前司法实务中的审理倾向也使得“与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认识占主流,如果不深入考虑对赌是否侵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显示公平、情势变更等元素,而直接否定与公司对赌的效力,这些认识的存在不利于估值调整机制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立法规范对赌协议的操作。

“与公司对赌”是否必然无效?股东与公司对赌的约定,使股东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因此与公司的对赌协议无效。

2、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违约责任问题。

有限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能否通过协议形式转移给第三人?根据《公司法》第28条之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并使自身缴纳的出资具备真实性、有效性、充分性,进而保证公司资本充足和维护交易安全。此出资义务既是约定义务,同时也是法定义务。因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使得该业务区别于传统合同法中的普通义务,即使股东与第三方达成了代为出资的协议,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不应因此而免除。(成都高新区法院,严鹏)

3、股东非货币出资的实际价额的计算问题。

公司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非货币出资一直是股东持股比例之争的多发地带。双方就其非货币出资的实际价额存在差异时,应当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张蕾)

(四)股东知情权纠纷

1、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瑕疵能否排斥股权知情权之行使。

获得股权转让对价,是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享有的主要权利。受让方未能依约定支付价款时,转让方可以根据违约程度决定是否行使解除权。如果转让方选择解除合同,且解除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受让方将无法取得股东资格或被终止股东资格。如果转让方并未行使解除权,且受让方已经作为股东登记在股东名册且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等,仅仅是在诉讼过程中以转让款未支付为由对受让方的知情权进行抗辩,法院一般不会支持。(朝阳区人民法院,代策)

2、股东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的条件。

股东作为公司出资人,查阅复制公司的会计账簿,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是,股东行使该项权利应当满足程序性要求——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申请并且说明目的;同时受到公司之同意权的合理限制——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以拒绝股东的请求。另外,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包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由于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的种类繁多,名称、形式也不尽相同,故在当事人诉讼或者实际执行过程中,法院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或其他相关规定,对当事人要求查阅的某项内容,是否属于记账凭证或原始凭证予以确定,不能因其名称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而拒绝裁判。

3、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方式。

根据审判实践,部分地区法院已经明确支持股东委托专业机构代为行使知情权(代为查阅会计报告)。因此,公司章程对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方式没有禁止性规定时,股东可以选择合理的方式行使知情权,比如查阅复制权等。

(五)公司决议纠纷

1、股东会决议损害公司或股东权益时效力确认问题。

审判实践中,股东会决议因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而被撤销的情况频繁发生。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需要区分的是:股东会决议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该决议无效;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时,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沈严)

2、股东未现场签署股东会决议,决议能否因此撤销。

公司法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但是,在召集程序、通知程序、表决程序等程序合法且决议内容合法的情况下,仅仅存在股东未现场签字或个别股东拒绝签字的问题,不足以构成撤销股东会议决的理由。

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通过视频传输技术召开会议、讨论事项甚至商务谈判的情况越来越多,对现场签署的方式之依赖程度越来越小。相关法律规定也应当紧扣时代脉搏做出相应变化。(朝阳区人民法院,韩跃东)

3、如何判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的职责。

第一步,股东可以向董事会或执行提出书面申请,明确提议召开股东会的目的和理由;第二步,董事会或执行董事收到申请后合理期限内未召集,股东可以向监事会或监事书面提议召开股东会;第三步,如监事会或监事也未召集股东会,代表十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通过以上三步并保留足够证据,即可证实董事会或执行董事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职责。另外,股东会召集通知并不局限于国际通行的书面邮寄方式,随着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也不应当排除通用的电子邮件或短信方式。召集通知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开会具体日期、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及议决事项。(绍兴柯桥区人民法院,黄园)

4、同一公司多份章程之表决权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首先,应尊重公司自治规则,如股东对表决权形成了特别的约定合意,则该约定可以对抗公司章程的规定包括已经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其次,要深入考察股东之间形成表决权独立约定的时间、内容,如内容违法或形成时间早于后制作的公司章程,则不能对抗公司章程关于表决权的规定。(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王坚)

5、股东除名规则适用的基本要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除名规则适用对象是未出资的股东或抽逃出资的股东。适用除名规则时,应当保证股东会的通知、召集程序合法,同时还需要保证股东会决议内容合法。当然,需要证实被除名股东存在未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形。(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徐慧莉)

6、程序瑕疵与程序错误的区分。

实践中,确实存在股东会召开程序瑕疵问题,而程序瑕疵并不对股东权益构成实质影响,此时,不应当然否定股东会决议效力。比如,召开通知略少于15日送达股东但并未影响股东对股东会已决事项的准备,通知的方式为短信息或微信等通讯手段等。

(六)损害公司、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1、股东代表诉讼管辖法院的确定问题。

股东代表诉讼应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是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中,针对公司诉讼的特殊性而增加的内容,由于法条采取了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因此除法条中列举的案件类型以外,如何判断案件是否属于公司诉讼,应否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成为目前审判,实践中是待解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2011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八部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全部25类公司诉讼均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6条有关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原则。(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胡君)

2、法定公积金不得作为利润分配。

公积金又称储备金,是公司为了巩固自身的财产基础,提高公司的信用和预防意外亏损,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资本以外积存的资金,属于公司的附加资本,公积金的用途主要包括:一是弥补公司亏损;二是扩大公司生产经营;三是转为增加公司资本,公司制度中对公积金的规定就是为了财务制度上保障公司和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204条规定,公司不得依照本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如数补足应当提取的金额可以对公司处以20万元以下的罚款。(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左慧玲)

3、外商投资企业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

虽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于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未做规定,但是,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公司法关于董事的竞业禁止规定,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

4、归入权的适用对象与范围。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没有明确规定归入权概念。一般的归入权的案件可以通过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充足证据,或者通过司法审计的方式来认定高管所得收入的金额,使得法院最终的判决会相对简单。当被告拒不配合提供财务账册进行审计而又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对于如何认定高管所得收入金额成为焦点,在此情况下,承办法官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庭审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正确行使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最终认定被告方根生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所得收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程建田、田纪龙)。

5、股东兼任监事者可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时,相关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股东兼任监事时,法院当然不必机械的要求该监事向自己书面申请,然后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七)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1、一人公司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一人公司特殊的审计规则,并规定了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其加以严格的限制,对于一人公司人格否认我国公司法中第二十条及第六十三条均作出了相关规定,考察二者的关系,公司法第二十条系公司法总则中规定的内容,其适用于全部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及一人公司,而第六十三条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一章中关于一人有限公司的特别一节中规定的,因此它只适用于一人公司,这就意味着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形可以一分为二,在满足公司法第63条的情况下,即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债权人就可以要求股东承担责任,应当注意此条规定下的人格否认认定的唯一条件就是财产混同,而不应以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具有逃债恶意以及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为前提,且此时适用举证倒置责任倒置,但是如果并无财产混同情况,此时债权人主张公司人格否认,只能严格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且债权人不得以第63条为依据主张举证责任倒置,而需自己承担证明责任。这意味着公司法第63条的规定并不排除第二十条适用,而是在公司人格否认的一般性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仅适用于一人公司的特殊性规定。意在严格规范一人公司的财产制度,因此在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法律适用上要区分上述两种情况。注意举证责任分配区分不同的情形与判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奇)。

2、一人公司股权转让后受让股东对受让前公司债务责任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公司股东的行为构成对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滥用是一个难题。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转让后,受让股权的股东能够证明其在受让股权后没有与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那么受让股权的股东不应再对公司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笔者认为,如果债权人认为该笔债权发生时,一人公司与原股东个人财产存在混同情形,那么债权人可以起诉,要求原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时原股东应就股权出让前其个人财产未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股东不能证明经营期间,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独立,则原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能以出让股权于他人而主张免除连带责任。这样处理可以防止原股东以其股权转让为手段,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受让股东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芦红)。

3、股东违反清算义务的责任。

要厘清当公司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股东是否负有清算义务,义务的内涵以及当破产程序被迫终结时股东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股东在破产程序中应负有清算义务;其次,股东在破产程序中至少应负有一项特定义务即妥善保管财产账册,并向管理人移交;最后当破产程序被迫终结时,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因在于股东不论是不履行财产账册移交业务还是恶意转移财产账册,都会使公司归于形骸化,公司无法通过其实有的财产状况完成市场退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有限责任原则设立的初衷。若不加以规制,股东均可利用申请破产清算的方法,转移公司财产并注销公司,破产清算的应有价值无法发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王哲 黄燕燕)。

4、出资瑕疵及抽逃出资等情况下股东对债权人的责任。

在判断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混同的问题时,可以审计报告为判定依据。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用公司清算人的优势地位,通过提供虚假资产负债表等材料骗取公司注销登记,从而逃避公司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向存在过错的公司股东进行追偿。(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顾凌之)

按照瑕疵出资等原因可以将瑕疵股权分为三类:一、未出资,包括虚假出资和客观出资不能而取得的股权;二、未足额出资而取得的股权;三、出资不实而取得的股权,出让人虽然可自由让渡其在出资产具有瑕疵的股权,但该种转让全部股权退出公司或转让部分股权的行为终究不能以逃避其法定的出资义务来实现。股东出资义务作为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履行该法定义务及在该股东和公司之间产生法定之债。因此,瑕疵股权即使被除出资瑕疵的股东对外转让,其对公司的法定义务仍然不能逃逃脱,仍然要对公司承担出资不足的侵权责任。作为瑕疵股权的受让人若基于出让股东的欺诈而受让时,作为受让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若受让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则受让人应当和出让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原因在于受让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则该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确定有效,受让人成为公司的股东,自然应当接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受让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股权的瑕疵担保责任来追究出让人的违约责任,若受让人知悉出让股东有出资瑕疵之事,是仍然受让的,其不享有撤销权也不可以股权的瑕疵担保责任来追究出让人的违约责任,这属于自愿承担风险(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东,童文军)。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的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八)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纠纷

1、司法解散需以公司僵局出现为条件。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二是公司继续存续严重损害股东利益;三是其他手段无法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规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公司决策机构无法形成决议,而并非公司经营出现亏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唐旭超)

2、未出资股东公司解散请求权问题。

关于公司解散纠纷原告资格的审查:第一,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是指股东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所持有的表决权比例,只要原告在起诉时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即视为符合原告条件;第二,法院只对原告股东所持股份事实进行形式审查,只要股东依据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资料能够证明其所持股份的情况即可,在受理案件时不必对原告出资是否存在瑕疵的实质情况进行积极审查;第三,法院受理公司解散诉讼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及原告丧失股东资格或实际享有的表决权达不到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在股东出资瑕疵的情况下,股东自益权原则上应当受到限制,而股东的公益权原则上不应受到限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巴晶焱)

 

四、公司纠纷诉讼(仲裁)法务管理建议

(一)公司纠纷诉讼高效化管理建议

1、选择最高效的外部律师。

公司纠纷发生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最高效的律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一方面因为律师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另一方面因为信息不对称且律师虚假宣传行为存在。365bet买彩票安全事务所给客户的建议是,选择律师时,能当场给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律师起码比面对客户问题“之乎者也”的律师要高效,当然,处理重大疑难案件时,需要给律师一定时间准备,但是,如果律师在某一方面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现场起码能给客户初步判断及初步建议,而不是“罔顾左右而言他”。

2、提高法务团队的工作效率。

一方面,可以通过团队专业分工合作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存档等方式积累案件经验,同类案件比照处理,以加速办案进度。

3、减少汇报层级以缩短决策时间。

一方面,法务团队内部汇报层级尽量简化;另一方面,外部律师出具法律意见或解决方案时,尽量简化汇报层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切记养成行政审批高于专业审查的陋习。

4、尽量压缩研究案情的时间。

于外部律师而言,研究案情的计费工作应当仅限于对案件事实的梳理、法律关系的厘清以及证据目录及对应材料的准备。至于法律研究部分,365bet买彩票安全认为,外部律师的此项工作不应当计入收费工时,因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基础性前提是应当已经具备某一方面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充足储备,这种储备应当在大学阶段或律所实习阶段完成,而不应当由客户买单。

于公司法务部而言,研究案情的时间要有充足的保障,但是不能舍本逐末,研究案情是为了发现问题后最终解决问题,放弃对解决方案的追求而聚焦于案情分析,本质上是公司人力资源的浪费。

5、提高解决公司纠纷效率。

(1)对公司股权结构及各股东关注的核心利益了然于胸。对利益格局的提前了解和布局,能保证矛盾发生时第一时间抓住利益博弈的本质并聚焦焦点问题。

(2)基于公司人合性特点,加强谈判能力并力争协商解决股东纠纷。同时,充分利用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密切相关的特点,加大对异议股东的说服力度。

(3)集中积累股权转让纠纷解决技能,对发生频率最高的公司纠纷做专项研究,保证通过专业化技能提高解决主要矛盾的效率。

(二)公司纠纷的精细化管理建议

1、制作公司已发生纠纷的档案库。

对公司纠纷已发案件整理归档,不仅仅能够明确指出本公司各类纠纷的发案频率及裁判规则及结果,还有利于公司法务管理工作承前启后,不会因为法务管理人员的离职而导致工作的中断。同时,还能积累丰富的法务实践数据,便于查询参考案例。特别建议:公司纸质档案库和电子档案库应同步且一一对应,便于检索。

2、建立公司外部律师库。

建立外部律师库,不是指通过网站或律师的宣传信息制作信息库,而是指对公司过往所聘用律师进行“业绩”统计,分专业对律师专长及胜诉情况归档记录,同时,根据公开渠道考察某一领域的专业律师(注意不要轻信网络宣传信息,需要实际考察每个律师胜诉判决及真实项目情况)实际办理案件的历史数据,然后通过面谈的方式最终确定是否列入律师库,尽可能放弃只谈“生意”而不实际办理业务的“大腕”合伙人。

3、制作公司诉讼流程规范。

分不同案由,结合不同的审判程序规定,制作自案情分析、证据收集、文书起草至代理词撰写的标准流程规范,防止出现因案件频发出现疏漏。

4、实时关注公司股东及交易对手的利益。

对公司股东及交易对手核心利益的实时关注,并作出相应的记录,不仅利益梳理各主体的核心诉求,还能明辨各主体利益的发展变化,同时,还利于从交易本质出发促成交易,化解矛盾。

(三)公司纠纷的专业化管理建议

1、搭建股权架构时提前布局股权交易空间。

公司成立之时,交易律师会首先考虑公司成立后经营过程中,为日后发生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等股权交易预留空间和便利,同样,要为防止恶意收购等外部入侵行为做事先筹划,这是股权架构设计时有助于提高日后公司纠纷法务管理的工作之一。

2、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专业化。

首先,公司章程不仅要关注股东之间的利益架构,还一定需要关注纠纷解决和风险控制机制预设,尤其是要设计好股东纠纷的务实解决方案,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决权等问题上,而是要根据各个公司的实际利益格局、运营特点和业务类别设计出一套通过利益交换或博弈而化解矛盾的方案。

其次,投资协议类文件要把握宽严尺度,一味追求“严格依据法律条文”的严谨逻辑,势必与公司运行过程中公司行为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实际情况脱钩,本质是将增加矛盾发生的可能性。相反,一味追求“相信人品的力量”而忽视法律条文规定,一旦出现分歧,矛盾不可避免且没有可以作为评判标准的合约依据。

最后,向有关机关相对方提交的程序文件专业化。切忌对外提供未经交叉审阅的公司文件,同时,应制定程序文件标准模板,防止各部门之间出具性格和内容迥异的程序性文件。

3、公司纠纷的专题研究。

公司法务部门应当重视对公司纠纷的专门研究和储备,尤其是针对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纠纷进行专门研究,提高专业能力。当然,除非充分考虑公司的社会责任,为法治进步做贡献,并不是每一个公司都需要成立一个“某某法”研究院。专题研究能指出某一领域的公司纠纷的特点及最务实的解决方案就好。

2017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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